中国汽车业新的开放姿态令人关注。继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博鳌亚洲论坛宣布“将尽快放开对外资车企的股比限制”之后，2018年4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一步明确了汽车行业股比开放的时间表。

“这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举措。”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权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指出，中国制造业开放了将近四十年，中国汽车产业通过开放自身发展得到了巨大提升，目前从生产角度，供需市场份额已经到了新的阶段，眼前需要的是提高品质，包括满足消费者对国际品牌和相关服务的需求。进一步的开放，一方面有利于在竞争和合作中提高中国汽车产业的自身实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降低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在权衡看来，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以更大的格局看待股比放开和独资开放。

外方态度谨慎

根据发改委新的时间表，中国汽车行业将分类型实行过渡期开放，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通过5年过渡期，汽车行业将全部取消限制。

对于大多数外国车企而言，它们早已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以实现中国市场主力产品的本地化生产，股比放开对它们以及它们在中国已经建立的合资企业的影响，将更为复杂和间接。以大众集团为例，其在1985年和1991年分别就牵手上汽和一汽两家中方合作伙伴成立了合资公司，2017年，中国市场占大众品牌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一半，已成为目前大众集团最重要的盈利来源，可谓利润奶牛。

“中国政府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整个市场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赫伯特·迪斯（HerbertDiess）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大众集团与合资企业伙伴之间长期保持着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这样的合作关系持续了很多年。合资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强大的合资企业伙伴上汽和一汽。“目前，这一政策变化对于集团的发展战略不会产生影响。”迪斯强调说，新政策并没有使大众方面重新考虑目前集团已经做出的股权或财务上的安排。

迪斯也透露，在北京车展期间的大众高层内部会议中，高层也从整个集团层面讨论了新的政策方向给大众带来的影响。“我们给有关团队下达了任务，要求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月中规划出一个详细计划来说明，在这样一个新的政策环境下大众汽车集团应该怎样做，从而契合中国政策的走向。”

至于按照之前已经谈好的协议会把一汽-大众部分股份转给奥迪，目前这一协议延后，大概何时能继续一汽-大众股比的调整。迪斯表示，进行股比调整主要是为了优化企业管理，这与大众对中国各合资企业伙伴的承诺及战略部署没有任何影响。针对具体的市场，大众始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模式，所以股比结构的调整主要是从管理和财务角度所做的优化。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的长安福特总裁何骏杰（NigelHarris）在谈及中国汽车股比开放时也表示：“到目前为止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影响。”隶属于福特旗下的林肯中国总裁梅蔼明（AmyMarentic）女士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尊重中国政府的新政，有关和长安汽车方面合资公司的事宜将在今年年底确定公布。

“毕竟已经有的合资公司，谁也不希望做亏掉。”上海交通大学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殷承良教授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说，在他看来，合资车企的外方态度谨慎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汽车市场体量巨大，对外方非常重要，并且经历早年牵手和多年磨合，合资双方彼此已经相互适应，外资也通过合资车企适应了中国市场，后续合作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异议。

但是，殷承良也指出，中国政府新政的推出其意义在于给出了新的可能性，让外方有了寻求更大利益空间的可能性。

事实上，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的放开虽然还有五年的期限，但目前大部分的乘用车企的合资合同到期时间为2030年左右，也就是还有十年的期限。殷承良说：“在一个合同期内，维持现状，当合同期快到了的时候，和中方探讨改变股比，这个可能性不仅可以说存在，而且一定会出现。”

技术和实力的博弈

美国当地时间2018年5月2日特斯拉透露，在中国推进的纯电动汽车（EV）与电池的工厂建设计划正在取得进展。据称将于近期宣布工厂选址等。有分析认为，特斯拉正在争取作为汽车巨头率先在中国建设独资工厂。

在特斯拉5月2日举行的财报电话会上，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Musk）宣布中国的工厂将成为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里蒙特工厂之后的第二座整车工厂。特斯拉此前一直讨论在已成为世界最大纯电动汽车市场的中国展开本地化生产。马斯克在电话会上表示：“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宣布允许（外资）完全拥有生产设施。”

对此，殷承良的判断是，“特斯拉百分百会独资”。

另一方面，也会有与特斯拉相反情况的出现，随着中方话语权的提升，外资车企们酝酿着更多的可能，期待与更熟悉中国市场的中方企业合作，以获取在中国市场上渠道等方面的优势。

在北京车展前一天，吉利汽车、广汽乘用车分别与日本著名汽车配件制造商爱信精机签署合资协议，宣布成立了两家新的合资企业来负责生产和销售FF6速自动变速箱。两家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1.17亿美元，爱信在合资公司中持股60%，每家企业计划年产能都为40万台、将在2020年投产。

吉利汽车集团总裁安聪慧表示：“与世界知名变速器公司爱信AW株式会社成立合资公司，将有助于提升吉利在先进动力总成领域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加速‘2020战略’和‘蓝色吉利行动’的推进。今后，双方还将进一步探讨更广范围的技术开发和应用合作，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5月2日，福特智能出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拟定双方各出资50%，组建一家新的合资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美元，致力于为网约车运营商和网约车司机提供电动车租赁服务、数据化车队管理方案、车载数字化服务、智能网联、车辆定制化服务等应用。新的合资公司选址在浙江，并将率先向浙江推广网约车业务。

“股比开放绝不是一边倒地单纯减少中方股比，比如对于一些强势的中国车企集团，在新能源的国家政策扶持、产业配套和双积分等背景下，这些出色的中国企业很有可能在合作中增大占股比例和话语权。”长期研究汽车行业的罗兰贝格合伙人舒畅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说，目前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移动出行和智能网联等领域相对于外国企业有自身的优势。

中国汽车市场在世界的权重越来越大，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在2017年全球前五大新能源乘用车（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销售国中，美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近20万辆，同比增长26%；挪威销量6.22万辆，增速超过25%；德国销量为5.36万辆，同比翻番；法国销量提升至3.6万辆，同比增长26%。而增速最快的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售约55.6万辆，同比增长69%，均远远超过其他四个国家，市场优势可见一斑。

舒畅指出，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不少中国车企在新能源造车方面已经具备了技术和制造优势，尤其新能源配套的电池企业，像宁德电池、比亚迪等在国际上都有重要地位，而像上汽集团等整车企业和宁德电池有着深入的合作关系，并且上汽本身在新能源汽车研发方面也有很多积累。“可以预见，未来的开放和合作不是中方依赖外方，尤其是在外方品牌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更多的是通过技术和实力的博弈。”舒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