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企业在无线通信领域起步较晚，在国际上并无话语权，中国的移动通信设备及技术被国外所垄断。而此时，中兴独辟蹊径，在小灵通业务上取得了成功。小灵通严格说更像是无绳电话，实现在一定范围内的移动通话，采用固定电话的编号方式和资费。当时中兴选择发展小灵通业务主要原因有：1）中国电信对移动业务有迫切的需求却无移动牌照，小灵通业务可以归于固话的延申；2）小灵通使用固话资费标准，具有资费优势；3）小灵通在日本有规模使用的成功经验。小灵通业务极大地推动了中兴在1999年~2004年的快速发展。

3G时代（美欧中齐头并进）：多种标准在不同地区跨国界并行是3G时代的一大特征。欧洲主导设立的3GPP组织，开发出WCDMA的3G标准，是全球基站覆盖率最高的通信制式。美国则主导成立3GPP2组织加以竞争，推出了CDMA2000。2000年，由中国大唐电信主导推出的TD-SCDMA 标准被ITU 确立为3G 主流制式，2009年初工信部正式颁发3G牌照，我国进入3G 周期。

WCDMA、CDMA2000和TD-SCDMA这三种主流通信制式都收获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网络设备快速增加到十几家，最主要的包括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华为、阿尔卡特、朗讯等。欧美市场2004~2005年进入3G网络建设高峰期，中国市场2009年后才全面开展3G网络建设。中兴、华为的市场份额在3G年代快速提升，叠加国内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华为于2014年成功超越爱立信成为行业第一。

3G时期，中国政府就开始在政策和研发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

2004年7月，信息产业部、发改委、科技部向国产3G联盟划拨7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国产标准的研发。

2006年1月，信息产业部确立TD-SCDMA为国内标准，并要求三大运营商在当年上半年建设完成商用建设网，随着国内3G网络大规模建设的启动，运营商资本开支也自此开始了高速增长。

2010年4月，3G发牌政策落地后，工信部《关于推进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的意见》提出：推进3G网络建设向县城、乡镇、高速公路和风景区纵深发展。通信网络继续延伸触及长尾用户，运营商资本开支总量韧性持续。

虽然中国已经能够制定3G时代自己的通信标准，但从进度上看，中国在3G时代仍然落后欧美市场。2009年1月，国内3G频谱分配与牌照发放完成，三大运营商在2009年3月进行试商用，中国电信于2009年4月正式商用。对比国际进程，同年全球首个4G试商用网络已在瑞典展开。3G时代中国通信网络落后国际先进水平整整十年。

4G时代（中国实现突破）：在WCDMA高度覆盖的基础上，全球运营商纷纷决定采用LTE作为第四代通信标准。在4G周期中，中国逆转了长年在标准制定领域的弱势，实现了在国际通信界话语权的突破。2013年2月，中国移动TD-LTE的试商用在国际4G标准制定5年后展开，时间上领先于年底的牌照发放。不同于3G时代牌照发放与正式商用之间仍然存在着若干月的准备与试验期，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完备的背景下，发牌后运营商立即开展正式商用。

中国政府在4G时代投入了更多的资源支持：

2012年，发改委等八部委起草“宽带中国”战略：大规模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与推进光纤入户。运营商资本开支在TD-LTE发牌后依旧保持着高速增长，政策带来的设备采购潮使得资本开支增长韧性持续。

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强调：适度超前建设高速大容量光通信传输系统，持续提升骨干传输网络容量。在移动网络基本搭建完成后，运营商以扩容为主，同时为下一轮通信网络建设升级蓄势储能。

中国能否赢得先机？

同3G、4G时代一样，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5G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地，4G时代和此前1G到3G的一点重要区别在于，由于标准进一步的统一化，设备商同质化竞争加剧，叠加金融危机的影响，运营商资本开支压力较大，设备商之间发生了数起大规模收购案，形成了华为、爱立信、诺基亚和中兴的四大设备商的局面。中兴、华为在国内份额不断提升，同时积极抢占海外市场份额，全球整体市场份额稳步提升。这一点也让各国的政策制定者看到了通信技术的代际变革对于全球科技市场的重要影响。

中国政府也并不例外。2013年2月，工信部、发改委和科技部共同成立IMT-2020（5G）推进组。2015年到2019年，国务院、工信部陆续在出台的规划中强调5G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将5G商用步伐作为2019年重点工作之一。同时地方各级政府高度关注5G进程，多地政府出台了支持5G产业落地的行动计划或规划方案，有的地区对5G基站建设提出了明确目标，截至5月30日，我国已有广东、江西、天津、上海、重庆、武汉等发布了5G商用基站建设目标，已公开的5G基站目标建设数量达到53.22万个，全国24个省份已经打通5G电话，意味着这些省份已经具备支持5G手机接入端到端5G网络能力。

由于中国政策制定者的重视，不仅在建设方面，在B2B等应用场景方面，也为5G建设大开绿灯。例如2019年3月29日，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5G技术未来最大应用之一是车联网，已与交通部长达成共识改造公路，这种政策高度的协调一致性是其他政策制定者难以达到的。

目前看，韩国在全球5G发展中赢得了先机。早在2016年，三星电子、爱立信、诺基亚、高通、英特尔等多家设备商和芯片商与韩国KT（韩国电信公司）一起，为2018年平昌冬奥会制定了5G技术规范，内容包括了ITU和3GPP对5G的技术要求和关键技术。在2018年2月9日举办的韩国平昌冬奥会上，通过5G技术推出了包括同步观赛、360度VR直播、互动时间切片等5G相关应用，大大提升了观众的观赛体验。

韩国政府在2018年12月1日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推动5G频谱，此后在2019年4月5日，当地的通信运营商正式开始了B2C的5G商业服务，三星推出了5G版本的Galaxy S10手机。韩国政府和通信运营商承诺将在三年内建设一个全面的全国5G网络，计划在2019 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商用部署5G 网络，同时推出具备5G 毫米波工作频段的智能手机。

在用户的猎奇心理和运营商积极的营销下，一度销售火爆，但这一态势随后有所冷却，核心原因在于：

第一，网络质量问题，特别是在部分尚未铺设5G网络地区，用户在转换回4G网络时会有明显网络问题；

第二，缺乏5G专属的杀手级应用，目前看，运营商推出的应用主要集中于视频、游戏、VR/AR等，用户仅仅是体验更快的网络，而韩国的运营商目前在B2B的商用领域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

但无论如何，韩国仍然是全球发展5G网络的先锋，根据韩国科学技术部披露数据，截至4月底，韩国的5G用户数已经达到26万人。

5G：为什么是现在？

5G商用牌照发放的时间和节奏领先市场预期半年左右，为什么中国政府会选择在这一时间点发放5G商用牌照？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推出5G是为了通过加速推进建设，以对冲经济下行，但这种观点并不准确。

与此前的四代移动通信技术不同，中国政府在5G建设中将采用更加高效的建设模式，以减少运营商重复建设的浪费。中国政府在2014年成立了专门的铁塔公司，在2015年铁塔公司通过“现金+增资”的方式，与三家运营商进行了存量铁塔资产的交易，同时引入新的股东；2018年8月，中国铁塔公司在香港IPO上市，成为年内最大的中资企业IPO项目之一。由于市场普遍对中国在5G时代的资本开支抱有较高预期，中国铁塔公司上市后也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市值一度超过3000亿港币。因此可以预计，中国政府在5G相关建设开支上将相对自律和有节制，并不存在所谓的刺激经济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