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内地早期的装备企业转型中，有四家企业得到了日本铃木的汽车制造技术：重庆长安奥拓、湖南江南奥拓、西安秦川奥拓、和吉林江北奥拓。秦川公司推出“福莱尔”轿车，这款号称“中国最便宜的轿车”取得了短暂成功。

但一切都具有不确定性。根据时任秦川汽车总经理刘振宇回忆：在王传福来到前，还有一个更具实力的争议人物出现在西安，那就是华晨汽车前董事长仰融。

王传福本来已经希望渺茫。仰融在2002年秋天包机飞到西安，给秦川抛出一份高达200亿元的投资计划，并已经和省级政府领导签署协议。仰融的计划是向秦川输入资金，进行控股，并将秦川和仰融计划收购的英国罗孚汽车一起，作为国内外两个整车制造基地，由罗孚技术支持，并和秦川一起生产整车，新车型国内外同步上市。

这一项听上去完美的计划在瞬间破灭。在仰融离开西安不到半个月后，他打电话给刘振宇说：“恐怕不行了。”由于仰融和辽宁省政府的一系列股权纠葛，此次收购最终失败。

2003年1月，比亚迪以1.995亿元购得陕西省投资集团持有的西安秦川57%股权，以0.7亿元购得西安北方秦川机械公司20%股权，王传福的比亚迪汽车即将浮出水面。

一个糟糕的局面需要王传福面对。协议签署完毕后的一天，正是秦川汽车的经销商大会，王传福第一次登台亮相，这一天比亚迪公司也将对外发布公告。质疑声纷至沓来：媒体、股东基金经理都在惊讶，将反对意见打进王传福的手机。甚至有基金经理直接告诉王传福：如果你坚持收购，我们就抛售比亚迪股票，直到抛死为止。

尽管王传福已经准备好面对询问，但市场的反应依旧让他错愕不已。他不断向媒体和投资者们解释，电话会议开了一天，没有吃饭的时间，只让酒店匆匆送来一碗面。

第二天开盘，基金经理们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比亚迪股票应声下跌，从18港币急跌至14港币左右，两天内市值蒸发27亿港币，并且连续下跌，最低时为12.5港币。王传福回忆这段经历时依旧唏嘘：“当时面对质疑我们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怎么干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好汽车，下半辈子就要干汽车了。”

现实总是给王传福沉重的打击。

“太丑了。”台下终于有经销商说出了真相。当时来看这款车的7位经销商走掉6人，所有人都在等待王传福最后的决定。

这是比亚迪打造的第一款汽车，代号为“316”。比亚迪内部花费了一年时间和几亿元打造出这款产品，王传福在经过一夜煎熬后决定废掉它。同时，这意味着要继续投入资金和时间。

比亚迪内部的直觉是要做一款介于“夏利”和“桑塔纳”之间的车型，他们认为夏利太小，而桑塔纳又有些高端，于是一款内部代号为326的车型准备酝酿。

廉玉波说着带有江浙口音的普通话，他是比亚迪汽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现在是比亚迪汽车研究院院长和公司高级副总裁。

王传福问廉玉波一年时间能不能准备好产品，廉的回答是：几乎不可能。但这时的比亚迪已经没有时间，一年已是极限。廉玉波招兵买马，进行了大量调研，在第二年的5月326车型下线，在2005年9月，这款被正式命名为F3的汽车在山东上市，售价在8万元左右。按照廉玉波的说法，王传福总是给他压力，不过这种压力经过王传福的计算。“他会给我们合理的压力。”廉玉波说。

依照现在的审美看来，F3远远谈不上完美，但却是比亚迪汽车的基石产品。

当时这款车几乎一车难求，有客户在店里为了买F3想尽各种办法，比如故意将一台展厅里的新车上面制造出一点小划痕，别人不要，客户自己就把车提走了。到第三年F3的销量每月能够达到3万台，甩开同价位第二名几倍之多，这种成功坚定了王传福做汽车的信心。

王传福并不知道现在互联网流行的“下沉市场”说法。但实际上，比亚迪就是从最下沉的市场开始。

我第二次去采访比亚迪的时候，正是中国商业世界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双十一购物节。阿里巴巴和比亚迪代表了不同类型公司，阿里巴巴凭借创始人马云敏锐的眼光和电子商务的急速增长在商品流通领域成为王者，而王传福则是一名工程师和实业者，在物理世界中的生产和制造都按部就班。

“比亚迪有没有参与双十一的降价活动？”我问。

“我们的一些车型已经很便宜了。”对方给了我一个狡黠的答案。

故事的另外一条线索是F3的电动车版本。王传福的真正野心是F3电动版本，比亚迪的电动车之旅也由此开始。

早在收购秦川之前，王传福就朴素地认为，电子消费品对于电池的需求显而易见，但并非巨大，交通系统或许是一个远比电子消费品对电力需求更大的市场。并且他判断，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新能源大国，这几乎成了解决城市污染的唯一良药。“企业家要善于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发展自己，让自己和社会双赢。”他说。

污染可能比王传福预料的更糟。2013年1月12日是新年后的第二个周末，一场从华北贯穿到华南的大雾让即使最普通的中国人惊醒地发现，环境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这一天电视里出现最多的词汇是雾霾和PM2.5，北京一度每立方米空气中PM2.5含量高达1000微克以上，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40多倍。中国气象历史上第一次使用雾霾橙色预警。

此后，中国不断出台政策，试图解决环境问题。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一条重要的内容是“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按照这份计划，公交环卫等行业和政府机关要率先使用新能源汽车，采取直接上牌、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个人购买。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每年新增或更新的公交车中，新能源和清洁燃料车的比例达到60%以上。

王传福的计算方法是，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尾气排放可以分为三个“三分之一”，其中公交和出租车占整个城市乘用车数量的2%，但这些车辆的尾气排放可能占到一座城市的“三分之一”。比如，深圳拥有300万辆汽车的城市，6万辆的出租车（含网约车）和公交车就占据了整个城市尾气排放的三分之一。原因在于一台私家车可能一天只开2个小时，而出租车一天要开18个小时，一辆大巴车从早上5点上路到晚上10点进站在不停运营。这是王传福要解决的第一个三分之一。

他要把这种思想传达给政府，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最初的担心是正常的。即使是深圳这种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的政府，也担心电动大巴的电池会起火死人，于是比亚迪展开实验，让一台电动公交在路上空跑两周，然后再背上沙袋跑两个月，甚至引发了市民的好奇。

实验获得了成功。2011年，比亚迪借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召开，深圳开始了首批200辆比亚迪K9电动大巴的试运营。这一年被认为是比亚迪在电动大巴领域的元年，也拉开了全球公交电动化的序幕。现在深圳运营的纯电动公交大巴超过1.6万辆。